瑞荣绘画教室：613-796-0688
作者：荣宁 2017年8月28日
见字如面 虽往事经年
回忆浓成诗篇 揉碎了思念
化纷飞的笺 关山路远 却缠绵在眼前
敲碎了我心田 竟让我无言
见字如面 如雁带去思念
见字如面 如歌抚慰流年
无论相隔多久 又或多远
总能让我 思绪万千！
消失了时空 怀念成相见
信中你我 定格成永远的容颜！
今年回南京发现我爸爸1992年记录的工作笔记和1994年的身体状况笔记，爸爸身高1米8，英俊潇洒，一直工作到去世前的一个星期，回首往事，心里一阵抽搐，父亲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现如今我们也步入老年，不知道应该对我们的孩子说些什么，“珍惜身边的亲人，子欲孝而亲不待”。
——于瑞荣
1997年给国人留下的最深印象莫过于香港回归，然而1997年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父亲的离世。
父亲1930年生人，祖籍山东荣成，早年家境贫寒，家有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老五。据说父亲的性格很像爷爷。我的爷爷叫于胜奇，一个老实巴交的山东农民，抗战那会儿，差点被鬼子抓到日本当劳工。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两个日本兵押着抓来的十几个中国农民走了一天的路，准备送到码头，然后让他们乘船去日本当劳工，我爷爷就在其中。那天晚上他们在一个村子的破庙里过夜，两个日本兵抱着枪守在门口，十几个中国农民就挤在庙里，后半夜了，劳顿了一天的日本兵撑不住了呼呼睡去，而中国农民在饥寒与惊恐中没有一个能睡着的，照理说，这个时候十几个农民团结起来，干掉这两个日本兵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挑这个头。终于有一个胆大的“扑通”一声，跳后窗跑了，后来“扑通、扑通”又跑了几个。眼看天就快亮了，我爷爷想，等死不如闯祸，于是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扑通”一声跳窗跑了。没想到跑了不足百米，日本鬼子的枪就响了，他趴在麦地里，一动不敢动，心跳到嗓子眼。我爷爷是那批人中最后一个跑出来的，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大胆的一件事，那些没跑出来的人据说一个也没有回来。
1945年抗战胜利了，国民党还没来得及去胶东半岛受降，共产党就捷足先登了。日本人一走，胶东半岛就是共产党的天下。解放战争爆发后，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共产党重要的兵源地。这就是解放战争中为什么从山东出来的军队干部特别多，且被称为“南下干部”的道理。我父亲也是在这个时候参加“队伍”的，那年他大约17岁。父亲参军后一直在后勤工作，他随部队越淮河、过长江直到上海。也是因为部队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解放初期，父亲已达到初中文化水平。五十年代初，部队要送他到北京学会计，接到通知那天他正在山东探亲，当他日夜兼程赶到南京集合时，其他学员已于一天前出发了，于是他就留在南京工作了。后来又有一个机会，部队送他去武汉后勤学院学习营房建筑和道路桥梁，从此他走上了专业之路。父亲在部队30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营房建设和管理工作。他做事认真，胆小甚微，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大喜大悲，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一个副职，一个副团职干部，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从未干过正职，离开部队时，他还是一个副团职干部。七十年代初，不知道是刮的什么风，父亲被调到政治部门工作，从做营房工作转到做人的工作，犹如从坦途走到了雷区，政治工作是个是非之地，各种政治运动来时，它就是风口浪尖，可以看出来，不会察颜观色的父亲很不适应这项工作，果不其然，没过几年，他就被边缘化了，调到基层医院当了个副政委。那医院是个野战医院，在皖北农村，父亲去时，所有的营房都是草房，但是，与思想政治工作相比，父亲更热衷于营房建设，用了不到三年时间，一个拥有300个床位的部队团级医院的营区就落成了。从草房搬到楼房，这对医院的干部战士来说，是件幸福的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父亲终于转辗回到了营房部门，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七十年代末，父亲转业到地方了，其中的原因还是他做政治工作时埋下的隐患。到地方后他很快适应了环境，八十年代初，他参加了当年中国第一高楼——38层的南京金陵饭店的建设。后来他成了南京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第一任站长，这是一个级别不高但责任很大的岗位，当年全南京的所有建设项目都要经他签字认可才能竣工验收。直到1992年5月父亲离休，经他签字认可的所有建设项目没有一个出质量问题的。父亲离休时已经62岁了，且已患糖尿病多年。父亲离休后，主要精力放在治病上，但他生性不爱运动，又不善交际，血糖控制得很不理想，终于有一天，他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了，悲从心来，那天他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我想他是为感觉到自己正在失去光明的世界而流泪。父亲的去世很突然，九七年三月父亲因患肺炎住院，那天下午，我去医院看他，陪他在病房的走道里散步，他还让我不要为他担心，说一个小小的肺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那天晚上情况急转直下，半夜里他的肺部出现了螺音，呼吸的声音像沸腾的开水，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都守在病床边，大约到了下半夜，父亲非常疲惫地睁开双眼对我们说：你们都去休息吧。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父亲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凌晨时分，父亲停止了呼吸，医生说父亲死于糖尿病人因肺炎引起的肾衰心衰。父亲是1997年3月下旬走的，那年他67岁。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我们姐弟三人，虽是同母所生，但性格截然不同。大姐瑞华平时对老人的照料最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父亲离世她除了怀有与我们同样的悲痛外，内心更有一份压力，她觉得父亲是在她工作的医院走的，她没能留住他。瑞华性格内向很像父亲，她把许多想说的话都埋在心里，追悼会那天她长时间双手捧住父亲的面颊泪如泉涌，分手时刻，她深情地亲吻了父亲。
二姐瑞荣性格外向，但心细入微，她保留了父亲各个时期的许多照片，甚至是工作笔记，即便后来她移居加拿大也始终把这些东西带在身边，作为画家，她一直有一个心愿，她想用画笔把她心目中的父亲表现出来，因为在她18岁时，她曾用素描的手法为父亲画过一个肖像，那是当时她心目中的父亲。为了画好这幅画，二十年来，她几次想动笔但又不得不放下，因为她觉得自己对父亲理解得还不够深刻，于是她不停地翻看父亲的照片和工作笔记。
与两位姐姐相比，我是得到父亲关照最多的，而照顾老人做得最少的，对父亲的理解我也远远不如两位姐姐，今年是父亲去世二十周年，二姐酝酿了二十年的肖像画“父亲”终于完成，看到这幅画像，仿佛我们又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千言万语难以表达，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