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30日，母亲带我离开北京，前往邮电部阳新五七干校。1971年11月22日，与干校初中班的同学们一起，离开干校回北京。当年的一些事情，每每在我脑海里浮现。之所以难忘，因为那是我和母亲在一起，共同渡过的精神上和生活上最坚难的两年。去时，我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回来，我已学会独立面对人生。今年是我们从干校回到北京的50周年，由于疫情的关系，无法从渥太华回北京，与当年的伙伴们一起，缅怀当年共同战天斗地的岁月。因此写了一篇短文，记述一件对我影响最深，且就连我最亲近的朋友，也只知道些点滴的往事。
文 / 肖庆涵
按道教的说法，人都逃脱不了生、老、病、死、苦的劫难，而所有劫难，唯有自渡。
在随母亲去五七干校之前，就知道邮电部干校所在的湖北阳新，是血吸虫的重灾区。到干校参加劳动的第一天，就领到了一付粗布三角巾，用来做绑腿。出工前还要在手和裸落的皮肤上塗抹防护油，因为据说只能管2个小时，所以干起活来，谁也不愿意再去抹那粘呼呼，又不知是否管用的防护油。虽然在干校附近，时常会看到患有血吸虫病的老乡：干瘪的身体挺着充满腹水的肚子，步履蹒跚，目光呆滞，甚是可怜……但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会是倒霉的那一个。
由于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农忙和抗洪时，要回各连跟着大人一起，割麦摘棉，修堤抢险。所以在我们离开干校之前，对所有的中、小学生进行了一次普检，而我则成为了最倒霉的那一个：学生中唯一的疑似患者。那是1971年夏秋换季之际，干校弄来了一些检查血吸虫的试剂，用针管打在小臂上，十分钟之后，如果不红不肿就是阴性；如果鼓起一个超过1厘米的包，还带有一个小尾巴，那就是阳性。几分钟后，别人的包越来越小，而我胳膊上的包则越来越大。就像挨了当头一棒，五雷轰顶，我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本已迷茫的前途，又被蒙上了一层更黑的阴影。对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压在自己心头，却无力去搬动的一座大山！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别的同学皮试的痕迹都已烟消云散、只有我的胳膊上起了一个包，还有一侧稍突出了一些，但量来量去怎么都是1厘米。因此医生给我写上了“疑似阳性，进一步检查”。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操场上转来转去，想着回到连里，该怎样和我母亲说这件事。她本来身体就弱，文革初因为我外公自杀了，母亲白天要装着没事，晚上等我睡了之后，再自己一个人躲起来哭，几个月后她就患上了高血压。我真不想让她再为我染上血吸虫病而担心。正在这时，几个淘气的小孩跑过来，一边冲着我喊“大肚子啦，大肚子喽”，一边拿手在小腹前比划着挺起来的肚子。
我真想揍他们一顿，但当一想到血吸虫的事儿，就觉着自己身上软绵绵的，连打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回到连里刚和我母亲一说，她的眼泪就下来了。我说：“妈，您别哭，我只是可疑阳性。就算得了，您知道我在自学中医，我会想办法治的”。我母亲说：“生在这个家里，这么小就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我说：“妈，我从小生活得比好多同龄人好多了：我有两抽屉的小人书；有铁积木；有海绵胶粒的乒乓球拍；还有一个少年比赛用的真皮足球。吃过全聚德的烤鸭；四川饭店的红油抄手；过生日还有老莫10块钱一个的奶油蛋糕吃。人生不就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要尝一尝的吗？您放心，我已经长大了，您知道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路就在你自己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