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肖庆涵
1971年11月，干校里的初中生被允许回北京了，离别了母亲，我自己回到北京，参加71届中学生分配，去了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当学徒工，在总零件库做仓库工。几个月后，邮电部从湖北请了专家，来给在京的血吸虫患者做乙状结肠镜检查，我也在名单上。检查是从结肠上取下一块活体组织，看看有没有血吸虫的卵。我的结果是“末见虫卵”，但这并不代表我未被感染，可能结肠取得不是地方，也可能是我被感染的比较轻、虫卵不多的原因。当时《友谊医院》是北京唯一能治疗血吸虫病的医院。颂安哥的小姨子志丽姐在那里的挂号室工作，所以请她帮忙介绍大夫，我在友谊医院开了6张化验单。然后写信跟父母说好，如果6次结果都是阴性，我就是没染上血吸虫病，以后也别提、不想这件事了。前5次的结果都是“未见毛蚴”，第6次我去取化验结果时、找不到我的化验单，护士说你去化验室问问吧。我找到化验室，敲门出来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化验师。我说：“我叫肖庆涵，来找我的化验单”。听着我的北京口音，她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后问我：“你一个北京人，小小的年纪怎么会得这种病”。我就告诉了她，我随母亲上湖北干校的事。她说：“一个孩子得了这病，父母又不在身边，真可怜”。又说：“你的化验单我扣下了，因为只看到了一只毛蚴，我怕写上阴性你就不再来检查了”。我说：“还真是这样，我已经验了5次了，这次报告如果是阴性，我就再也不会继续检查了”。她说：“你再送一次化验，我给你仔细盯着”。我说：“那就谢谢您了”。化验后又没看见化验单，我就又去了化验室。老化验师告诉我：看到了几只毛蚴，属于轻度感染。并说你年纪轻轻的，还是尽早治疗吧。谢过她之后，我就要开始想想如何治疗了。
血吸虫病被称为是一种“治不好，但一时死不了的病”。当时治血吸虫病的方法，是注射毒性很强的锑-273。如果药用多了，血吸虫死了，人也会落下心、肝、肾方面的毛病，从此病病歪歪的。如果药用少了，血吸虫只是昏迷，二年之内会醒过来，所以治完后要在二年内做多次检查，确定血吸虫是死光了，不会死灰复燃。由于在干校时，见过用锑-273治后的患者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不想用它来治。查了一下中医要用巴豆，疗效也不好，因此每星期三厂休时，我就去北海公园西侧的北京图书馆，自己看书、看报、查资料，找寻治疗血吸虫的办法。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让我査到上海在试验用“敌百虫”治疗血吸虫病。我就想：自杀的人喝敌敌畏、敌百虫，救回来好像都没太大的后遗症，不妨就用这个药试试。
友谊医院是不会让我自己选药的，因此我母亲休探亲假回到北京，找了邮电医院从干校回来的蔡医生，请她从上海调敌百虫来为我治疗血吸虫病。整个疗程是住院三个月，第一个月是吃、喝、玩、睡，养精蓄锐并做身体的全面检查，确定可以用药。第二个月是毎天中午吃一片敌百虫（像当时的VC那么小），上下午都要量体温，听心脏，如有不适就要随时处理。第三个月是恢复期，逐渐做些运动，但不能劳累过度，以免心脏承受不了落下毛病。我那时刚进工厂不久，一下子要请三个月的病假，领导说很可能要延长一年的学徒期。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治病要紧。我在住院前，把自己所管的零件名称和编号做成了卡片，住在医院里，没事时就背零件号。回厂上班后，我比天天上班的人对零件都熟，因此领导按期给我转了正。后来因为我对零件太熟了，被调到厂生产科，负责全厂六个分厂、三个车间，每个月短缺零件的生产计划，这些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