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除夕并没有特别浓的年味儿，北京城里的人家大多已不再团圆。部队大院里的老俞家也是这样，两个儿子已经参军走了，一个去了兰州，一个去了天津。剩下一个姑娘已经接到报到证，过了年也要离开家了。不能团圆的春节总是凄凉，加上世事险阻，让人没有了欢喜庆祝的欲望，老俞和老伴儿带着姑娘草草吃了年夜饭，没有新衣服没有放鞭炮没有红对联，每个人都心事重重。吃完饭姑娘说想去玲家，老俞挥挥手批准了。
玲是姑娘的发小儿，也在这个部队大院长大，却一直是格格不入的角色，因为她的父母不是部队干部，而是来自农村的大院看门人。张玲小时候每每被这些所谓的“纨绔子弟”欺负，都是姑娘替她出头。仗着两个兄弟，姑娘从来也不是善茬儿，在女孩儿堆里也是领头的。两个小姐妹从丢沙包，跳猴皮筋儿，歘羊拐玩在一起，到后来上学同级同班同桌，好的像长在一起似的不分你我。可是眼看着，过了年却要各分天涯了。老俞舍不得姑娘，拉下老脸动用了不少关系，争取到一个卫生兵的名额，这在当时可是人人羡慕的出路。但玲就没那么幸运了，家里定下了富农成分，大院是肯定待不下去了，父母要回老家接受改造，哥哥要上山下乡，她也要跟着学校里其他成分不好的同学一起去黑河兵团。学校早就停课，成天不是批斗老师就是集体游街，两个小姑娘有大把的时间在一起，却也知道这样的日子不多了，好像各自在心里为分别的时刻倒计时。
姑娘进屋，喊了一声“叔叔阿姨过年好”就钻进玲的房间。灯没开，窗帘拉着，张玲躺在下铺，脸朝着墙。自从哥哥走后，张玲就从上铺搬下来。她曾经跟姑娘抱怨过哥哥霸占着下铺，可是现在如愿了，心里却不是滋味儿。姑娘知道张玲在偷偷抹眼泪，因为想念远在陕西农村的哥哥，因为害怕一个人去到遥远未知的黑河，因为难舍父母家人在这乱世天各一方。姑娘爬到上铺，黑暗中她清楚地听到张玲压抑着呜咽，慢慢平缓下来。
“吃饺子了吗？”
“吃了。”
“嗯，多吃点。”
此时只剩下沉默，千言万语大概都说不清楚，千头万绪又都无从说起。
一夜无言已天亮。分别的时候姑娘掏出一本崭新的毛主席语录。玲递来一个小布包袱，里面装着烤好的红薯干，还有一张上次她们去天安门照的合影。自此一别，两姐妹再见已是十年后。那时，北师大和第四军医大的两个大学生互通书信。而后的四十年更是从未中断，那些信从中国邮到了美国，从儿女聊到了外孙女。红薯干早已吃完，但那张发黄的老照片一直放在我妈妈的书架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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