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福琪
1947年正月，河北省定县城解放。后不久，各村先后建起自己的小学。我们中军帐村小学，占用一户富农闲置多年的三间土坯房。打通隔断，就是教室。两端各砌一个二尺多高的砖垛子，上面搭一块一尺多宽的长长的木板子，就是课桌。从前到后，这样的课桌五、六张。低年级人多，占两张。坐什么？小板凳有高有低，有宽有窄，有新有旧，有的坐麦秸编的蒲团上课。外面一个半亩大小的院子，放学整队，唱歌比赛，胡打乱逗，都在这片天地。一个老师，一间教室，四个年级如何教？城里的孩子，当时当代就闻而撇嘴。现今的孩子们，除了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里那样穷苦地区，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岂知我们那个时代，千真万确就那样上过课。当然，说“年级”有点冠冕堂皇，其实一个年级三到十人而已。
常说急中生智，穷中也能生智。各村同样穷，各村老师于是生出同样的智。同一节课，四个年级各有营生。有的复习，有的预习，有的写作业，只有一个年级听老师讲新课。新课讲到一个段落，开始写作业，刚才预习的年级转而上新课。互相干扰是司空见惯的，因互相干扰而出笑话是屡见不鲜的。比如，一年级一个学生骂另一个学生娘，被骂学生的哥哥在三年级，跑过去就是一脚。
为管理方便，村委会指派两名有点文化的人担任领导。一曰校董，一曰教文。校董负责教学秩序，教文掌管一应财物。有顺口溜：“大校董，二教文；三尿憋子四脚盆。”尿憋子者，夜壶也。脚盆亦非洗脚盆，尿盆也。
校舍有了，但没老师。村委会就让地主分子高老宾充任。高老宾有发家经验，哪里上过讲台？村委会想的是秃子当和尚——瞎凑合，有胜无。高老宾不然，给个棒槌就当针（真）。土改时留给他家的磨房就成了他的备课室，昏黄的豆油灯，往往亮到半夜三更。没有教材，四个年级都讲些什么，他得费尽心思，反复琢磨。他家是村里唯一一户地主，他是全村唯一一个地主分子。他自编自教的语文教材，左得很，革命得很。不是觉悟高，是警惕性强。有一首歌，不知他从哪里学来的，我至今会唱：“国民党啊，（那个）一团糟啊！一团糟啊一团糟啊，坏蛋分子可不少。事变前，它压迫咱们老百姓；事变后，干的坏事更糟糕……”如此左得无懈可击，也没能保住他平静平安的处境。三、四个月后被革职。县里批评村里：“让地主分子当老师，等于让他为国民党反动派培训生力军。”
第二位老师是高老宾的侄媳妇陈开平。解放前夕，精明的陈开平劝说丈夫高砚山，一顷地几乎全部白给似的去（卖）给了佃户，土改时划了个中农。自家只留下村头五亩水浇地，图个来去方便。地主家的媳妇，没有一个不俊。陈开平欢眉大眼儿，细皮白肉儿，特会来事儿，全村男女老幼，没有不说好的。当上老师以后，比叔叔高老宾更受学生欢迎。嗓子也脆甜，不亚于定县城里仓门口小学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全国尚未完全解放，特务分子非常嚣张，到处游走不定地搞破坏。陈老师教过一首歌，单道抓特务：“天上鸟儿过，地上影子飞，特务分子你欺哄谁？你呀欺哄谁？赶快到政府，认啊认你的罪。”陈老师娘家与我们村三里之隔，乃颇有名气的大地主，陈老师料定迟早会牵连到自己。通过熟人，教书三个月后，北上保定市当上了会计。因为待人诚恳，助人为乐，历次运动平安无事。
前两位老师，各在我的印象里留下了一首牢记终生的歌。第三个老师是我的大表哥，教课不满半年，只将一个小笑话刻在了我的心板上。
大表哥是我二姨的长子，称得上本村高家一个小人尖子，小学没念满，就跟一个表舅到八路军一家花纱布公司当上了业务员。60多岁时闹了个离休，资格就来自于此。至今也不明白，算是参加了革命的小业务员，为什么脱离了革命，回乡当了一段小学老师，而后又重归革命队伍。
这个小笑话，是说一个私塾先生赴了一次宴席。穷惯了，鸡鸭鱼肉，胡吃海塞。一边往回走，一边划拉肚子念叨：“老天爷，你往下行啊。你要不行，我可不行啦！”一阵风来，礼帽被颳到地上。吃得太撑，蹲不下身，弯不了腰。恰好一个妇女走来，于是央求道：“大姐姐，劳你大驾，帮我捡一下礼帽吧！”妇女不仅不帮忙，竟还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私塾先生一看，人家肚子比他的还大，奇怪地问：“我去赴宴啦，你也去赴宴了吗？”
（2019.5.28《中老年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