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笑言 /渥太华
我跪倒在翠柏环绕的山坡。风从我的面颊掠过，带走了潺潺的泪水。我和大哥把母亲的骨灰送进了她老人家生前自选的墓室。民工开始封穴，我依然跪在碑前。山风呜咽，卷起纸钱的余烬，挥撒在我的膝前。我新出的一本书，也烧在这灰烬之中。
这是曾经熟悉的山，上小学时清明节时常来这里为烈士扫墓。长长的队伍，步行十几公里，背着军用水壶和妈妈给准备的干粮。今天，是我们为妈妈准备干粮了。精致面点，应时小菜，新鲜瓜果，都带来了。
十岁那年，我在相距这里一百八十公里以外的一条山路上骑着自行车，从乡村去县城买驴肉。
我抄了小路，玉米还没有长起来，刚刚齐腰，太阳把土坡晒得坚硬，轮径28英寸的飞鸽牌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蹦跳着前进。母亲对我很放心，打发我独自去买东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数额最大的一回是去城关供销社买理发推子。记得售货员是位大叔，接过我递给他的五元人民币，愣了一会，然后再三盘问我是不是真买，大人知不知道。最后一边往匣子里收钱，一边跟旁边的人感慨说，城里娃就是不一样，五块钱就敢一个人来花！这种理发推子，店里只进了一个，摆上柜台两年了，从来没人买。
父母在一所大学工作。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据说是林副统帅的指示，大学战备疏散，把大部分教职员工搬迁到一个偏远的县城。每家每户把全部家当装在箱子里、筐子里、铺盖卷里，贴上标签，装上解放牌大卡车。车队从西校门出发，浩浩荡荡，一路摇晃着开进山里。一开始我们在露天的车厢里唱着革命歌曲，后来就安静下来。有人晕车呕吐，司机停了车，男孩子趁机就地小便，后来大人也加入了，乱哄哄的。
到了县城，车队解散了，分别开向更加偏僻的山村。教职员工与家属被整编为某连某排，分散在不同村落的老乡家中，谁也不知道会住多久，既来之则安之。
父亲是学校挂了号的走资派，定罪为大叛徒，关进了“牛棚”。即便下了乡，他也和别的牛鬼蛇神关在一起劳动改造。除了定期探视，我和母亲见不到他。大哥则响应号召，去了更远的地方插队。
在村里，只有母亲带着我，相依为命。
村南数里有一座水库，下雨的时候水库的鱼会被冲到村边的水渠中。母亲逮着鱼，烧熟了送四邻，村民摇摇头，笑着拒绝，说不吃那东西。后来母亲约了几家学校的熟人，一起去水库买鱼吃。鱼很大，长度有一米左右，有的叫草鱼，有的叫青鱼，我至今都不知道它们的学名，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现今菜市场上卖的哪种鱼。不过我那时的营养，多亏了那些鱼。买鱼的时候，我就去赵阿姨家借一辆自行车，跟着母亲一起去。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路上，母亲被一辆拖拉机别了一下，狠狠摔了一跤。后来朱大夫给开了点红药水，涂红了胳膊。
我们住的村子小，没有学校。上学要经过几道山梁，到另一个大些的村子。第一次上学，我走得很累，有些气喘。牛蛋和同伴们取笑我，说城里人太娇气了。
老师姓余，头发乱蓬蓬竖着，消瘦，颧骨到嘴角左右各拉下两条清晰的皱纹。他教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混着上课。我是低年级，牛蛋是高年级。当天余老师念完一张报纸，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作文，就去教高年级了。作文题目是什么我早忘了，只记得闹革命的闹字不会写，问了老师。他工整地用钢笔按毛笔字的写法给我写了下来。
我交上作文。原本喝茶休息的余老师忽然一拍讲桌，叫了一声好。然后用浓重的方言给全班同学读了一遍我的作文，表扬我写得重点突出短小精悍还用了不少成语。余老师一转身，立刻就有一个纸团砸在我后脑勺上。我嚷了一句，余老师呵斥了几句，却怎么也追问不出是谁干的。
牛棚允许每周送一次饭。自从有了鱼，我就开始给父亲送鱼汤。只是鱼汤，没有鱼，因为父亲是北方人，吃鱼总卡刺，几十年都学不会。进牛棚以前，母亲有时会细心地把刺除掉给他吃，一如侍弄一名婴儿。但父亲仍然有一次被严重卡住，喝醋咽馒头都没用，最后还是去了医院。医生用一只长镊子，伸进他的喉咙把那根细长的三叉刺取了出来。打那以后，父亲就干脆不吃鱼了。可是那个年月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能有鱼汤补身体，已经让其他牛鬼蛇神羡慕得了不得。平常吃玉米面窝头和高粱面压的钢丝面就算改善伙食，隔三差五还得集中起来吃一顿忆苦饭，糠窝窝加野菜汤。起先我吃得很起劲，为了表现积极，硬是大口大口吃下。后来越吃越受不了，糠菜不仅难以下咽，而且根本就不消化。（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