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福琪
我初中毕业于河北省定县三中（后改为二中），毕业证左下方校长的大印是刘超；高中从保定一中毕业，文凭左下端校长的印戳也是刘超。不是同名同姓两个人，是一九四几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的同一个人。
1953年3月上旬，连家属带行李，学校的骡子车把校长一家从火车站拉进三中的大门。眉浓，眼大，脑袋圆圆，40岁稍过，体态微微发胖。一天又一天，天天不见笑模样。刘校长不苟言笑，不是阶级斗争型脸，当时还没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说，是问题型脸。刘超乃河北教育界四大怪之一，走到哪里都能发现问题，日子过得总不开心。
很少久坐办公室，臭烘烘的厕所，香喷喷的伙房，狭窄的小夹道，开阔的大操场，从起床的钟声响起，到熄灯的钟声停息，百顷校园内，随时随地会出现他的身影。大小干部都怕他又服他，所有老师都怵他又敬他，各届学生则除了喜欢就是爱戴他。到得学生宿舍，摁摁铺板，看结实不结实；进入教室，问电灯泡子亮不亮。没有澡堂子，两个星期轮班步行三里到城里洗一次澡，许多学生都长了虱子。刘校长来后半年，澡堂子建起来。五亩大小的杂草地，年复一年长杂草，刘校长到任当年就蔬菜大丰收。
刘校长笑的频率虽然极低，但有那么两次，光盘一样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何时播放何时忍不住笑。
那一次全校大会上，刘校长作报告。讲着讲着生起气来：“就那么憋吗？离小便池还老远，掏出来就尿。”
哇一声哄堂大笑。男生们一边狂笑一边扭头朝女生班看；女生们你推我搡，低头侧身，嘴角一律是娇羞的笑。刘校长喷儿一口笑起来，肩膀都发颤。
另外一次畅笑是因我。
1954年初夏，经过层层选拔，我和其他三位同学，坐上学校的骡子车，到安国县一中参加定县专区的中等学校作文比赛。四五个县，四五十名同学参赛，作文题目是《一个劳动模范》。一等奖三人，我居然忝列其中。刘校长是学文的，有时在《河北教育》上谈论河北的教育。我为学校也为定县争得了荣誉，刘校长竟单独招见了我这个普普通通小男孩，讲评似的说：“一串排比，三个成语，你文章的结尾很有点味道。但‘手舞足蹈’用得太滑稽了。你想，一个50多岁的老农，拿着奖给他的一把崭新的锄头又舞又蹈，是什么样子？”言未既，问题型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1955年暑假后，我成为保定一中一名高中新生。忽然有一天，迎头遇见刘校长。刘校长也一愣，说：“是我提前来这里迎接你的呀还是你尾随我到这里来的？”
从此之后，又隔三岔五遇到刘校长那张问题型面孔了，但单独过话的时候没多少。五七年“反右”以后，我因发表于《蜜蜂》的一篇小说，检查反复写，多日不过关。想向刘校长诉诉委屈，偏偏遇不到那张熟悉的脸了。突然有一天，不让我过关的那个团总支女书记把我找去，面孔和语调都变得像女人了，说年轻人难免犯错误，改过来就是了。云云。
第二天就遇见了朝思暮想的刘校长。刘校长远远地看着我，好像是专门在等我。我怯怯地走上前去，眼泪早下来了。刘校长面无表情，表情在低低的两句短短的的话语里：“别有包袱。先别写了。”——我马上明白团总支女书记为什么由凶变柔了。
后来拐弯抹角地获悉，刘校长被叫到市里受了一段训，原因是一中抓右派的比例未达标。
高中毕业后，听说刘校长调进了北京，至今无缘再相逢。最后一次看到“刘超”这个名字，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宣告彻底结束了。随着畸型岁月的结束，许多秘密不再成为秘密。偶然读到一篇文字，说“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文革”爆发以前，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刘婷婷回到家里，对父亲刘少奇说：“我们学校的头号走资派刘超非常嚣张，疯狂地阻挡革命学生张贴大字报。”如此等等。
我这才知道刘校长进京后的准确下落。但后来如何呢？身处惊涛骇浪的最尖端，饱受折磨和摧残是肯定的，最终活过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