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福琪
孙老师也是我们村办小学史册上一名老师，但走马灯转到孙老师来校就停止转动。“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孙老师在我们村任教近十年。
孙老师单讳一个“明”字。来村报到时，年届不惑。匀溜溜的身材，白皙皙的肤色。家做裤褂随季节和天气相应更换，但头上一条白羊肚手巾，只有上炕睡觉才摘下来。
孙老师有备而来，对中军帐村小学一盘散沙的情况已了如指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孙老师“下车伊始”，首先立规矩。没有铃可摇，没有钟可敲，孙老师以哨声为信号。哨子一响，上课，下课，集合，放学。上课哨声吹罢，同学各就各位。老师走入教室，班长（其实乃全校四个年级的总指挥）朗声喊“起立”。老师走到讲台前（其实没有讲台，象征性），严严肃肃一鞠躬，说：“同学们请坐。”大家一落座，正式上课。
一间教室，四个年级。同一个时间段里，复习的复习，预习的预习，写作业的写作业，只有一个年级听老师讲课。前几任老师上课，深浅难易，全无所谓。孙老师安排课，无论语文和算术，课前都形成教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的系统性和时间的利用率。
下课时，孙老师平静地道一声“下课”，班长喊“起立”。大家起立，老师规规矩矩鞠一躬，半亩校院立即欢腾起来。
过去放学无章程。最后一节课一到点，四、五十个学生如鸟兽散。孙老师当天立新规。按照东南西北四条街道，面向教室列队四行。班长的“向前看齐”、“向前看”等口令，人人恪遵。班长见队已成形，喊声“立正”，再喊声“稍息”。孙老师走到队前，说一声“诸位同学”，全体立即变“稍息”为“立正”。孙老师说一声“稍息听着”，大家变“立正”为‘稍息’以后，孙老师作全天的总结。总结结束，在班长指挥下，一队一队出校门，不到家门不许离队。
孙老师来时，我正念三年级。全年级三个人，大柱哥比我大三岁，振林叔比大柱哥小一岁。从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固定的年级始，凡寒假、麦假和暑假，期末考试后的奖品如铅笔、橡皮和笔记本之类，全部归我。孙老师对我自然是宠爱有加。一天放学后，特意把我留下，笑眯眯地说：“刘福振，名字太俗，我给你改一个吧。‘振’改成‘琪’，怎么样？琪，一种宝玉呀！”我说不出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也没见过宝玉什么样，说回家跟大人商量商量。父亲淡淡一笑：“成不成气候跟名字无关。不过就听孙老师的吧。”从此至今，我就开始叫刘福琪。数十年间填写无数次表格，“刘福振”就填在“曾用名”一栏里了。
回顾一生，从解放前步入小学直至62岁超龄退休，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未遇到多么艰难的崎岖路，更未曾攀爬过不去的火焰山。那个年龄段，农村孩子上大学，也算得上凤毛麟角；在大城市天津当教师，足够农家子弟垂涎三尺；何况后来忝居于大学教授之列，更让家严家慈脸上有光。如此等等，是否叨了孙老师改名字的光？但是，概括一生，虽顺顺利利，却也甘苦备尝；虽平平安安，终属平平庸庸。这是不是吃了孙老师改名字的亏？福也罢，祸也罢，现在全看淡了。还是苏东坡讲得透：“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村里成立识字班，扫盲。孙老师晚上没事，自告奋勇当上了妇女夜校老师。
孙老师家在40里开外的大吴村，除了寒、麦、暑三个假期，一般不回家。正当中年的夫妻两个，就这么天各一方，牛郎织女。每天夜校下课后，总有那么几个求知欲旺盛的姑娘和媳妇，迟迟不走，围着孙老师询问一些深奥的疑难问题。比如“兄弟”的“兄”怎么会当“哥哥”讲？
日子一长，孙老师的绯闻开始传出来，说他跟王家一个姑娘怎么样怎么样。到底怎么样，谁也摸不太准。世上的流言，海上的波澜，孙老师不能不当回事了。他知道自己在乡亲们心目中是一个好老师，正人君子。打不倒的威信来之不易，不能就此一落千丈。据说孙老师主动邀女方谈了一次话，劝她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尽快找一个好婆家。姑娘也自筑堤坝，阻挡住感情的洪流，很快成了20里外某村的媳妇。一段似有若无又非完全捕风捉影的传闻到此结束。
大学一年级暑假回家时，获知孙老师得了绝症，两个月前恋恋不舍地回家休养。父亲买回二斤槽子糕，让我到大吴村去看看恩师。谁想还没借到自行车，孙老师去世的噩耗就传到了中军帐。
面朝西南方向，我眼含热泪，深深的三鞠躬。
（2019.6.3《中老年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