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福琪
我的初中母校河北省定县三中（后改为定县二中），与新中国同庚。定县头号大地主王老合扫地出门，王家大院就成了我们的校舍。布局完全一致的多所四合院，鳞次栉比，纵横成行，青砖灰瓦，画栋雕梁，覆压300余亩。
班主任王作东，原天津师范专科学校地理系的高才生。1952年暑假前，我毕业，他毕业。我小学毕业，十三、四岁一少年，成为他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王老师大学毕业，二十二、三岁小伙子，成了我初中三年未更换的班主任。王老师事业心极强。每天晚上，王老师宿舍的灯光，总是明明亮亮到深夜。出于好奇，不少同学都曾悄悄地跨上青砖砌就的台阶，隔着玻璃窗往里窥瞧。王老师或伏案书写，或专心捧读，或对着墙上的挂图指指点点。王老师记忆力超群，一登讲台就崭露头角。初一初二中国地理，初三世界地理，在我的记忆里，河流的长度，山脉的高度，矿藏的储量，农作物的产量，所有数字都百分之百准确。地理课是死记硬背的枯燥课，但王老师的课堂上，时不时也爆发笑声。讲安徽省省会合肥，他来句歇后语：“俩胖子结婚——合肥”；讲印度尼西亚，他讽刺某白字先生错念“爪哇”为“瓜哇”，还为自己辩护：“爪哇、瓜哇是一个地方”……数不胜数。
王老师脾气温和，平易近人。对于学生，无论学习、生活与待人接物的规矩礼数，巧妙开导，循循善诱，从不横眉立目，板着脸训斥。在我的记忆里，三年之中，王老师仅仅发过一次火，生过一次气，而且，事后进展之蹊跷，一直是学生们心中的不解之谜。
大约是初二下学期的一天，苏秀申眼泪汪汪地找到王老师，说他包袱里的九块钱不翼而飞了。九块钱，那是一个半月的伙食费呀！下午两节课后，王老师召开全班紧急会。一向平静儒雅的白净面皮，第一次激动得面红耳赤。他说他的学生必须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一生一世不能与偷啊窃呀这些污秽不堪的词汇有牵连。他深知农村的青少年撒不了谎，做不了假，偶尔做“贼”，肯定心虚，遂发动了一次心理攻势：“讲台上这么一站，我立刻就知道苏秀申的九块钱在谁的手里头了。我不要求你马上站出来承认错误，希望你两天以内主动找我，说明原因，道明情况，咱们烟消云散，既往不咎。但是如果你不找我，恐怕你就会被动的。”
但是日复一日，全无动静，谁也不知道苏秀申那没有翅膀的九元钱到底飞到了谁的手里。再后来，一传俩，俩传仨，人们都知道王老师代失主交上了两个月的伙食费。苏秀申失窃9元，得到了12元，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例证。
不是没人追问，但王老师闭口不谈，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被刨根问底到极端，王老师便严肃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人人都要从中受到教育，甚至包括我自己。”
世界很大，有时又觉得她很小。20年后，王老师从定县调回天津，到天津外国语学校任教，跟我任职的学校近在咫尺。一次闲聊，我问及少年时期那个失窃之谜。王老师一笑，一叹，回答如下：“那个年代，农家子弟个个纯洁忠厚，朴实无华，上进心强，自尊心也强。不是磨盘子压手，不会产生一念之差。还记得那次紧急会吗？两三秒内我就百分之百知道了真相。但他没有勇气找我，老师何忍不留余地呢？真要公布姓名，他还怎么立足同学之中呢？百里挑一考上中学，可望有功于国。我不能因为他少年阶段一次偶然的过失毁了他一生。他家很穷，母亲多病，每月六元伙食费，从哪儿来呀？从事出到毕业，我一直隔三差五周济他些零花钱……”
事隔20年，无需再点名，老师絮絮一番话，我也就准确地知道了他是谁。此前多次谈话中，王老师曾就话题所及，谈到初中毕业时我们班几个去新疆“八一”农学院读书的同学。其中一人，毕业后一直工作在西北边陲，跟王老师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
此时此刻，我只觉得又一次体会到我的老师善良的人性、博大的胸怀和对学生至纯至真的深情。
王老师，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2019.7.4《中老年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