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福琪
保定一中乃河北名校，校风纯正。很重理科，人人谨记“学好数理化，天塌也不怕”；也重文科，从初一至高三，投稿之风蔚蔚然。
那个时候，农民没有富裕户。一个月六元五角伙食费，农家子弟按时缴纳的不多。我每月两元助学金，四元五都交不起。于是自高一下学期开始，打起写小说、赚稿费、替父母分忧的的念头。
七天一个星期日，人家三五成群逛裕华路上的天华景商场，添文具、买牙具，隔着门窗看看南大街一家又一家冒着热气的大锅血豆腐，闻闻白云章包子铺飘飞出来的羊肉香。我则忍住上街看血豆腐、闻包子香的欲望，一头钻入图书馆：构思。构思不出来，随手翻杂志，看人家怎样构思。偷偷寄出一篇，无情地退回来；再偷偷寄出一篇，又无情地退回来。剪去信封右上角，写上“稿件”两个字，就可免费投递，但面子是要花费代价的。好几次，有人从“学生信件存放处”走进教室，高举盖着“退稿”二字红戳的白信封，老远就喊：“福琪，大作怎么又退回来啦？”
正当我心灰意冷、准备偃旗息鼓回归常态时，《保定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高老勤卖鞭炮》。有同学打趣说：“‘刘福琪’这个俗名字，一变成铅印就精神多了。”
一摸到路径，走起来就顺了。接二连三，《保定日报》、《河北日报》发表好几篇。人心不足蛇吞象，高三上学期，我将一篇三千多字的小说《三户庄稼人》寄给河北省唯一的文学杂志《蜜蜂》。那时候，报刊界重视发现人材，工作效率也高。仅仅一周后的一个课间，校团委那位女书记跑入我们教室喊：“刘福琪，下午五点前去找一趟蜜蜂。”有人愣了，找蜜蜂干啥？为啥不找马蜂？我没愣，我紧张，兴奋。
那时保定人不知啥叫公共汽车，有也舍不得坐。忐忑不安地快走40多分钟，提前半小时我就诚惶诚恐地叩响了《蜜蜂》编辑部大门。一位女编辑把我领进旁边主任室，说：“梁主任，小刘来了。”
梁主任40来岁，敦敦实实的个儿，圆圆乎乎的脸儿，慈眉善目的。拿出我的小说，大到命题立意，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布局谋篇，小到修辞方法，标点符号，行文格式，无巨无细，详细指点。
《三户庄稼人》写那么三户庄稼人组成互助组，取长补短，互帮互助，比起单门独户强多了。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仍然能微力寡，远远经受不住老天爷发横施威，于是主动找到乡政府，要求成立更大规模的什么组织。
针对作品主脉，梁主任评价颇高，说我具有敏锐的生活洞察力，作品充分显示了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确性和生命力。临别，梁主任送给我老厚一叠稿纸，鼓励我农民子弟爱农民，学农民，写农民，一直写下去。
后来又去送过两次稿，梁主任很忙，只抽空跟我畅谈过一次。深深的感慨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见于2019.8.12《中老年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