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福琪
我父亲一直经营点粮食生意，有小钱赚。我有时就顺路买俩芝麻烧饼当午饭。一天语文课上，我突然闻见丝丝缕缕的芝麻香，伸手往书桌里一摸，粗布手巾空空如也。扭头一瞅，陶红儿的嘴角还沾着芝麻粒。又惊又气，马上举手报告说：“陶红儿偷吃了我的烧饼。”
别看李老师素常亲切可爱，偶尔也严厉可畏。她常讲，人穷不能志短，马痩不能毛长，偷财窃物最可耻。
听到我的举报，李老师匆匆走过来，第一次怒不可遏。怒一不可遏，手里薄薄的一本语文书扬了起来。陶红儿下意识地一歪头，额角恰恰被墙上一颗钉子划了那么一下，鲜红的一丝血迹显现出来。李老师的办公桌上，红药水、白药棉之类常备不懈，以便学生受点小伤时救急。见陶红儿浅浅一道红印，李老师心火一变而为心疼，马上让班长到办公室取些疗伤物品。
祸就出在班长这一趟。跑出去的是班长一个人，跑回来的却是两个人。班长身后，是那个皮带不离身、灰军帽不离头的张同志。张同志是解放以后代表新政权进驻学校的第一人。不知道是什么官儿，反正连校长都毕恭毕敬地让着他。每天放学整罢队，张同志先讲话，然后才轮到校长。
此后两三天，李老师还正常来校。但郁郁寡欢，愁云惨淡。一个星期后，李老师彻底消失。虽然年仅八、九岁，但我明白，李老师的离去，肯定与陶红儿碰钉子流血有直接关系。我就很后悔，很自责，很惭愧。假如我那一天不买芝麻烧饼而一如往常带俩棒棒面饼子，不就没有香味飘散了吗？陶红儿肚里的馋虫子不就活跃不起来了吗？假如发现陶红儿偷吃了我的美味而顾全大局不举报，李老师不就不会罕见地动怒而且举起课本要惩戒这个馋嘴小猫了吗？假如陶红儿见语文书拍下来而不躲不闪，不就不会碰钉子了吗？假如发现陶红儿的额角浸出了那么一丝半缕红颜色，而李老师不加心疼，班长不就不会急匆匆受命跑向办公室了吗？然而一切都无可挽回地出现了，李老师从此不见了。但区区小事何以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这个不解之谜，直到五、六年后才得以开释。
初三最后一学期，走上语文课堂的是一位新调来的程老师。两三天后的黄昏，远远看见一位妇女手拉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孩，在平坦的大操场上慢慢溜跶。别看身穿列宁服，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李老师，教我唱《小徒弟》、《大饭桶》和《松花江上》的李老师。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我跑上前去，颤声喊了一声“李老师”。李老师马上也认出了我，显然也高兴得很：“啊！刘福琪！你成中学生啦!”我告诉李老师，我已经是三年级，马上就要毕业。言来语去，原来新来的程老师跟我的李老师是一家子；言来语去，当初的谜团终于解开。
皮实实的陶红儿涂抹了红药水，屁事没有。偷吃人家烧饼的羞耻感维持了三分钟，随即胡打乱逗起来，哪知老师办公室里激烈的唇枪舌剑呢？
张同志姓张名威，训斥李老师道：“陶红儿吃别人一块烧饼，不是品质问题，是因为家里穷。穷人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和主力军。你痛打贫下中农的孩子，你站到了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以酒窝和甜笑一向获得老师学生好感的李老师，居然一下子判若两人，一下子将潜藏于深层的性格另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李老师当即：“别人的烧饼不是被他吃了一块儿，而是被他吃了整整两个。吃多吃少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偷’。树小得修理，人小得调理。走遍五湖四海，‘偷’总不能说是光彩的。至于说痛打，不符合事实。薄薄的一本语文书，能痛到哪里去？”
张同志威立即宣布：“限期三天，交来检查。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李老师一字一板地说：“这种体裁没学过，也不想学。”何需三天？李老师第二天便辞职回家了。
以上这篇口头回忆录，李老师复述得心平气和，我听得回肠荡气。
拿到保定一中录取通知书后，我专程登门道别。李老师似乎比我还高兴，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硬皮笔记本，思索有顷，扉页上写下一首诗，郑重其事地递给我。
李老师赠我的那个笔记本早已不知去向。但李老师作为赠言的四句诗，没齿不忘：“要学松树不畏寒，岂做垂柳弯腰肢？鄙夷藤萝巧攀附，宁为苎蔴身正直。”
李老师，您现在在哪里啊？
（《中老年时报》2019.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