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福琪
《三户庄稼人》发表后，我有点飘飘然。14岁就名噪一时的神童作家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我告诉同学，怎么着我也得存它三千元吧。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五七年“反右”，不在高中生里进行，但对高中生里出现严重“越轨”言行的人，必须予以“警劝”。于是有人就分析，说《三户庄稼人》借落后农民之口攻击合作化运动，诬蔑农业合作社搞早了，带有严重强迫性。于是我就成了“警劝”对象之一。做检查，写认识；不深刻就再写，再写了仍不深刻。吃饭不香，睡觉不甜，上课没精神。
发表作品比我更多的曾蘩美，遭遇比我更惨，接二连三挨批判。多年后告诉我说，他当时曾想上吊，转悠好几天，没找到合适的树杈。我也有过轻生的念头，想喝几口信石（砒霜）一了百了。到药铺一问，太贵，没舍得买。但暗下决心，再不买稿纸，永不写稿子。鬼使神差似的，大学还是上了中文系。
1958年，《青春之歌》、《红旗谱》、《苦菜花》等长篇小说风靡全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河北大学中文系请到随省会从保定迁来天津的《红旗谱》作者梁斌作报告。随着中文系主任走上主席台的主讲人，敦敦实实的个儿，圆圆乎乎的脸儿，慈眉善目的。一眼我就认出来：梁主任！原来梁主任就是梁斌，梁斌就是梁主任。
我心乱如麻，如坐针毡。一会儿挺直腰身，希望梁主任能够发现我；马上又低头弯腰，缩小体积，唯恐自己被发现。梁主任究竟讲了些什么，听得丢三落四，零零碎碎。
能当面亲聆大名鼎鼎的梁斌谆谆教诲，并曾被寄予希望，我视为无尚荣耀。可惜一是生不逢时，吃了“反右派”的挂落；二是性格懦弱，没有艮劲，从此一蹶不振。时也，运也，命也。
（见于2019.8.12《中老年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