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18日,毛泽东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要求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朋友们。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为了纪念毛泽东为日本朋友题词6周年,1968年9月18日,为纪念该题词产生六周年,北京各大报纸均刊登了该题词的手迹。在此情况下,邮电部计划于1968年10月1日发行志号“文15”的邮票《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重要题词》。票面上印有毛主席1962年9月18日的题词手迹。面值8分,尺寸52×30mm。该邮票的“成型”时间约在1968年9月24日至1968年9月26日之间。由于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原因,邮票在印出后被撤销发行,回收后予以销毁。
据说河北保定、石家庄一带邮局提前对外发售该票,流出量不足10枚。起初,黑题词邮票在国内只发现一枚,被陈列在原邮电部的博物馆里。近年来陆续在全国各地发现过几枚,很可能是在销毁过程中流失出来的。1985年9月7日,石家庄市邮票市场上发现一枚销“石家庄1969.2.9.20”邮戳的黑题词信销票,引起邮坛关注。几经努力,河北省邮票公司收藏了这枚珍罕邮票。因邮票未正式发行,仅有少量流入社会,有人称“存世量不足20枚”,故成为价值连城的“珍邮”。
北京邮星贸易总公司1996年北京邮品拍卖会上,1枚黑题词邮票以30万元成交,2010年香港苏黎世亚洲于4月24日至26日一连3天在香港举行邮票拍卖会,底价35万至40万港元。
由于“黑题词”邮票在撤销发行后,并没有像“一片红”那样以“未发行票”的特殊身份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因而也未进入如美国出版的SCOTT国际性标准邮票目录(据说,在日本、法国等国家邮票目录里,不但载有黑题词邮票,而且还配印着图谱,图谱上封戳俱全)。有关档案与详情也一直没有披露,因而海外拍卖界及国内外收藏界一直对“黑题词”猜测纷纷,各种推估与传闻此伏彼起。
《湖北邮电报·集邮专刊》2006年8月15日一期发表了北京胥辅东的《关于“黑题词”邮票》一文,称该邮票停发的原因是“邮票还未发行,日本方面就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向日本输出革命。这枚邮票随即被禁止发行,并予销毁。”
但集邮家郑启五先生早就有文章声称“黑题词”停发的原因,与日本方面毫无关系,所谓的“抗议”更是子虚乌有。他在文章中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或稍有逻辑常识的人,一定会觉得这只是一种缺乏常识的主观推测:其一,邮票正式发行前,日本方面从何刺探到新邮印行的消息?抗议缺乏起码的事实依据。其二,当时中日邦交尚未恢复。其三,‘题词’在1968年9月重新发表后,我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工农兵群众、日本人士和各国人民欢呼‘题词’发表,即使有什么抗议,也不过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小小苍蝇’的‘几声抽泣’而已,何以导致停发邮票?!”。郑启五先生参阅《中国集邮史》(第五卷),并参阅部分文字票档案,结合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并调动自己全部的文字票研究库存,进一步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郑启五先生的文章这样写道:
“1968年即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时,毛泽东开始厌倦了没完没了的‘红海洋’,在谈话中多次对宣传工作发出最新指示,其中有‘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以及对‘以我为核心’的批评。为此中共中央从1968年5月18日至1968年7月12日连续发出‘中发(68)72号’、‘中发(68)77号’和‘中发(68)109号’等三个文件,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然而‘红海洋’汹涌澎湃,漫溢八方,一时半载很难控制得住。为了稳定国家大局,敬爱的周总理抓住这一个重要机会,亲自出面,奋力扭转当时对外宣传(邮票是其中之一)的极度尴尬的局面。”
据有关档案披露:1968年9月27日凌晨,正在值班的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江韦文突然接到国务院的紧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有关宣传工作的会议,于是天没亮便和邮电部军管会政工组负责人高杰一同前往。当时到会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宣布了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讲了毛泽东的“不要强加于人”的指示后,谈到了援外的飞机和汽车,如援助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物资上都印有毛主席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这时三年来一直在‘红海洋’中浑水摸鱼的张春桥一本正经地插话说,他从上海带来邮电部军管会发的一个文件,该文件通知生产厂家出厂的机器面板上都要钉上毛主席的语录牌,随即责问江韦文:“这个文件是你们发的吗?”江韦文答道:“是军管会发的,文件由我签发。”此刻‘红海洋’的始作俑者之一的江青恶狠狠地跳将出来:“你们在邮票上印毛主席语录,这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在北京王府井的集邮公司,是外国人搞特务活动的场所,以集邮为掩护,交换情报,你们要立即停止营业。”面对如此一个喜怒无常的江青,江韦文和高杰一时目瞪口呆,只能默默地洗耳恭听,一点也不敢申辩。
会议最后由周总理作总结,主要讲了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把各种物资都印上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讲到邮电方面,周总理指出邮电部军管会发通知要求工厂的机器面板上钉语录牌是不对的,这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又亲切地教导说:“你们是好心犯了错误,要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周总理接着说道:“邮票还是要发行的,人民还要进行信件交往;要指导如何设计好邮票图案,并报中央文革审查。”
散会后,江韦文和高杰即刻赶回邮电部,于9月27日上午立马向邮电部军管会主任陈挽澜、副主任马克绍作了汇报。邮电部军管会丝毫不敢怠慢,随即讨论决定了贯彻执行的紧急措施。措施中有关邮票方面的有: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毛泽东画像、语录和诗词;已经印刷未发行的邮票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可继续使用和出售;才开办两个多月的王府井邮票服务部停止营业;并在9月27日当天加急电报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邮电部门撤消原定在10月1日发行的“文14“和“文15”两套邮票(并收回“文14”和“文15”两个志号)。该电电文如下:“你局已接到或即将接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重要题词!》邮票,请立即停发,接电后速全部退回北京邮票发行局革委会。”电报的起草人是邮票发行局革委会的王福,签发人为军管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江伟文。
此后文字票出现的变化显然是积极的和较为理性的,并为编号票和JT票的出现留下了伏笔。
Ottawa Chinese Newspaper 《中华导报》 Canada China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