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魔和发小们的合影)
(老魔哥哥)
(2011年回南京跟老魔哥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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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倍思亲,2016年春节将临,老魔哥的回忆文写得生动、朴实、感人至深,老魔他爹是个有故事的人,老魔是个会讲故事的人,我被感动,想我爸爸了。
我老爸是1997年走的。他们走完了一生光荣路程。我们后辈当铭记历史,并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历史,让子孙后代都不忘前辈的艰辛。
《我的爸爸韩钢》(1)
我爹1922年5月12日出生在山东德州的穷乡下,很小的时候他就成为济南一韩姓铁路工人的养子。爷爷(我爹的养父)是济南火车站的列检员,这工作明显比李玉和(《红灯记》)的(51号扳道夫)有技术含量。
爷爷在北大槐树的一个巷子里租了个院子。我爹说:那巷子里所有的房子都是一程姓人家的,所以大家称此巷为程家巷。爷爷颇有经济头脑,将院子里空余的房子转租出去,做了二房东。以房养房,不亦乐乎。
一个来自天津陈唐庄(哪吒闹海之处)的张姓买卖人成为房客,他家有个小姑娘。
二房东与房客两家处得好,好到决定结为儿女亲家。于是,还是学龄前儿童的一对小男女结下娃娃亲,他俩就是我爹我娘。从那时起,直到2009年10月我爹猝然长逝,我爹娘的婚姻长达八十余年。
1928年,日寇在济南制造了“5.3惨案”,残杀北伐军和老百姓六千多人。蒋总司令“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让部队绕过济南前进。济南民众大失所望。
就在这一年,我爹上小学了。爷爷是铁路工人,子女可以免费上铁路子弟小学—扶轮小学(全称是津浦铁路济南扶轮学校)。我娘是铁路职工子弟的家属,所以同年也免费上学了。
直到他们八十多岁时,我爹还会跟我娘说:“你是扶轮一小,我是二小。”我娘答非所问:“我们一小比你们二小好。”然后两人相视而笑。
我开始不懂他们为何不同校?后来明白:山东是孔孟之乡,“男女七岁不同席”。
我爹说,上学途中要路过鬼子军营,可以看到全副武装的鬼子们趾高气扬地操练巡逻。还能路遇小鬼崽子们神气活现地去上鬼子学校,这些崽子天寒地冻时依然短袖短裤,相当耐寒。
程姓大房东有个侄子—程之平(曾任新中国驻马耳他大使),在北平上清华大学,放寒暑假就回济南,与我爹做了朋友。程之平1936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做外交工作。1977年我到北京出差,曾去报子胡同的程宅“打秋风”。
我爹还有个朋友叫靳怀刚(曾任上海市环卫局长),他爹靳云鹗曾经是吴佩孚的副总司令,当过河南省长。他伯父更声名显赫,是曾经数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至于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我是“知之乎?不知也”。似乎他俩是“八竿子可以打着”的亲戚。
1934年我父母小学毕业了,我爹又上了半年初中。不知是交不起学费,还是爷爷认为:与其花钱读书,不如打工挣钱。1935年我爹到兖州当了铁路工人。看来,国营企业“内部招工”至少八十年前就有。
我爹在兖州机务段的工种是桥梁油漆工,这大概不如李玉和的工作有技术含量。兖州机务段的一把手(据说头衔叫工程师)发现:这13岁的学徒工居然有半年初中文化,字也写得不错,就把他留在“账房”(办公室)里帮“师爷”(行政人员)抄抄写写,因此他一天也没去桥梁刷油漆。看来,“以工代干”也是早已有之。
学徒工第一年月薪是大洋六元(1935年以后是法币),我爹开销如下,两元租两间房;两元买一袋加拿大面粉给房东太太以入伙吃饭;两元零花及储蓄。可见抗战前法币还是蛮值钱的。一年多后,我爹用八块大洋买了辆二手自行车,他说是英国三枪牌,骑行在兖州基本上帅呆。根据靳怀刚的回忆,他家1931年给他买了辆法国金狮自行车,花费100大洋(银元),后来他又骑摩托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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