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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韩钢》(3)
1944年,我娘由天津到济南,然后来到沂蒙山里的野战医院。至于怎么通过敌占区,路上有无危险?我们很好奇。我娘说,路上有交通站,有时也有部队护送。看来,1944年鲁中的抗日形势已经一片大好。
刘奇阿姨(张鹏展的夫人)说:“你妈妈到医院时,大家都来看大城市来的摩登女。”杨映雪的夫人也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但我娘却说她们“乱说”。
我父母结婚那天是1944年的重阳节。
我娘当了司药。她说自己学过英文,所以做司药没有问题。但她念英文字母时确有天津济南腔。我觉得;三十年代的“济南扶轮一小”好生了得。
我妈说;在沂蒙山里最不习惯的是上茅房,每次都要房东家的姑娘或媳妇陪着;因为所谓茅房就是猪圈,你刚开始拉,猪就要来吃,她们负责撵开它们。
1946年11月我大哥出生。此时国军重点进攻山东,我娘抱着我哥随部队转移。风餐露宿,我哥和其他孩子们生了病,高烧不退。医院的朝鲜医生(加入我军的前日军军医)建议打盘尼西林(青霉素),申明道:“此药一打,非活即死。”(那时不知道要做皮试)我娘心一横,给我哥打了。果然灵丹妙药,病好了。其他打针的孩子也有因为过敏而死的。不过,自我记事以来,我哥就一直青霉素过敏。看来,确实“生死皆是命”啊!
大概在1947年,我爹到华东军区后勤运输部工作,对于腿重伤走路不便的人,运输部确实是个好地方。
后来,他们进了青州,驻地在基督教堂。1976年我曾经到青州城一游,见过此教堂。
大军渡江后,他们住过丹阳、常州,然后进了大上海。1951年我出生在五角场的长海医院。因此,阿拉上海宁(人)。我妈妈是坐自行车后座去医院的,路上跌了一跤。我出生时脐带绕脖子三圈,不哭不闹,惨遭毒打后大哭大闹。所以,从小到大我娘经常骂我“记吃不记打”。
1953年,我爹任华东军区“高干理论训练班”主任。我家搬到南京,好像就住在玄武门对面的中央路之西侧。我爹上过半年初中,似乎总被领导当作“知识分子”。
1956年10月,他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后勤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曹思明。1958年张鹏展调来当主任,张主任与我爹同是抗大四期,一起从延安到山东。那时,我们住华侨路26号大院。院子里;张鹏展主任耳聋(炮弹震的),韩钢副主任腿瘸,万恩莆(老红军)副主任独眼,干部部副部长杨映雪也是瘸腿。都是战争留下的伤残。
1964年11月他被任命为后勤政治部主任。
1966年文革初期,他被任命为文革工作大队副政委,到中央文化部。大队政委是曾如清,副大队长是王展。原南京军区政委萧望东是文化部代部长。不久后,因为“工作组”是执行“刘邓路线”,他们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然后他在南京军区的“促生产小组”当副组长,组长是钱钧副司令。
1968年他受到聂荣臻元帅召见,与国防科委十院副院长刘德海(55年少将)一起组建十四院。很快,造反派说他是聂荣臻“多中心论”的忠实干将。被反复内查外调,没找出大问题。1969年被任命为十四院副政委。
1975年他回南京军区,成为江苏省军区副政委。
1977年他奉命组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校,大概因为他读过半年初中,四个月抗大,当过三年班主任(高干理训班)。
1978年他被任命为此学校副政委。直至1983年离休。
2004年重阳节前,我们庆祝了他们结婚六十年—钻石婚,一对老八路的钻石婚。
2009年10月8日晚上,我爹从南京军区总医院打电话回家,说明天向医生要求出院。但他9号凌晨突然永远离开我们。医生说是心源性猝死。护士说去世时间是在5-6点之间。
我娘不能接受,从此基本卧床不起。19个月后她也离我们而去。临终前几天,她从昏睡里被我们唤醒总是面带笑容。她似乎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医生呼唤:“老太太”时,妈妈答道:“老太太要死了。”
2011年5月12日凌晨,妈妈走了,甜甜地微笑着走了。ICU的医生说在5点多钟,这时间是爸爸去世的时间。这天正是爸爸的生日。我们说;妈妈去给爸爸过九十大寿了。就如同她1944年从天津到沂蒙山里和爸爸结婚一样。充满喜悦和期盼,还有点羞涩。
我想起了那句歌词:“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
对妈妈而言,爸爸所在的地方就是她的天堂。
今年的十月一日是国庆六十五周年。十月二日是重阳节;爸爸妈妈结婚七十年的日子。十月九日是爸爸去世五年的日子。因此写了这些来怀念他们。 (完)
Ottawa Chinese Newspaper 《中华导报》 Canada China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