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玉秋
我们经历了中国三年灾害，我家也同样缺食少穿。1960年的春节，初一早晨，我家包不起饺子，妈妈做的是疙瘩汤，而且每人只能一小碗。爸爸端起他那一小碗疙瘩汤，分给了我们几个，他放下碗筷子离开了饭桌。我还记得父亲那悲伤的表情，他是感到，自己没有尽到当父亲，当一家之主的责任：连过年都没让全家吃上一顿饺子，要知道过年吃饺子对北方人的重要。其实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全国人们都在贫困线上挣扎，我们有什么例外。那年冬天，父亲在农村买了一卡车甜菜疙瘩，那是制造糖的原料，那里面含有很多糖。把它馇成丝，放上玉米面，蒸成团子，又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度过了艰难的一年。
我一心要考大学，因此学习比较用功，晚间看书到很晚，爸爸有时走到我的房间说，养养你的眼睛吧。因为从上高中我就近视了，开始戴近视镜，我也不知如何养养眼睛，功课没有看完，我是不能睡觉的。
我从小学到高中三年，一共12年，家里只去过学校两次开家长座谈会，一次是初中二年，我大嫂代表家长去了我上学的第五中学。同学都趴在门缝往教室里看，说着：你嫂子长得很好看。另一次是高三毕业前，父亲去了齐市一中，为我开家长座谈会。开完之后我问他，老师都说了什么？他说，老师表扬了每门功课是五分（我们那时是五分制）的学生，几乎每门功课都念了你的名字，看得出，他很高兴。高考那天，父亲开卡车送我去考场，本来我可以坐在驾驶蓬里，但是我的同学赵淑琴和我一起去，我只好和她一起坐在后大箱里。我把自来水笔放在裤兜里，由于坐在后大箱的地上，笔掉了也没发现，要进考场发现没有参加考试的笔了，只好用赵淑琴的备用笔参加考试。她那笔尖较粗，有时还不大下水，好在还勉强可以使。即或如此，回家后也不敢告诉父亲，笔丢到了他的车上。我就是用赵的那支笔考完了整个高考的各门考试。
在中国最难考大学的1962年，我考上了大学。我们那时上学，不用交学费，住宿也免费，只是吃饭和买书需要自费。很多同学都有助学金，我们班47个学生只有四人没有助学金，其中就有我一个，因为父亲的工资较高。那时家里每月给我邮寄20元人民币，大学5年，加上文革在校晚毕业两年，家里从没有晚寄钱给我。其实我家也不富裕，父母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供我读书。
文革时，学生停课，工厂停工，父亲只好在家赋闲。他既没有参加斗争谁的大会，也没有被哪个徒弟揪斗。他有个朋友是泰来县监狱的领导，每次来齐齐哈尔都和我父亲聚聚。他总是说，每次送犯人来，我都看看有没有老郭家的人，我好特意照顾。因为那时是文革时期，进监狱的人较多。他的这份好心，一直没用上，因为我的哥哥弟弟们谁也没进监狱。到了复工时，他又上班了，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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