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斌红 (Jennifer Xie )
（渥太华北京协会“情系北京”征文之五，文章版权属于作者所有。原文发表在北京协会论坛www.ottawabeijing.ca原创天地)
与老北京不同，我出生成长于位于北京北郊的中科院大院，人们来自于五湖四海，讲着带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儿时的印象是父母办公楼高大威严的苏式建筑，顶天立的地的石柱，门前开阔的草坪，后面露天的公共游泳池，周围绿色的农田，不远处还有一条叫小北河的河流，也曾清澈见底，大院自成一统的生活似乎与城里的北京格格不入。对北京城里真正有印象，是大约六七岁时，爸爸带我去看他的一个远房姑父，我们叫姑爷。姑爷家似乎是在东四的一条胡同里，蜿蜒崎岖的窄巷，周围高高的红墙，墙头随风飘逸的野草。姑爷家住在一个精致的院子，（后来才知这是四合院）大人们见面后讲着听不懂的苏州话，小孩们在院子里和各个房间串来串去。院外偶尔飘过一两声叫卖，院里响着苏州评弹，一切恍若不真实的梦景。这就是我儿时印象城里的北京。（长大以后才知道姑爷的身份，潘家洵，曾任北大教授，易卜生戏剧的翻译者。）
真正对老北京产生感觉是上高中以后。我的高中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的北锣鼓巷，北京一中，北靠护城河，南接鼓楼大街，周围被长长的各种胡同连接，安定门二环的喧闹似乎被这长长的胡同阻断。每天上下学在这新旧北京中穿越着，有时上学坐车晚了，在这长长的胡同里飞奔，只恨自己腿短，总也到不了胡同尽头，耳边闪过的是京剧咿咿呀呀的唱段，似乎与儿时姑爷家放的评弹有着异曲同工的韵律。只不过红墙已被灰墙替代了。
我的母校也是老舍先生的母校，也许是每天进出胡同的耳濡目染，加上当时电视剧《四世同堂》的热播，对老北京，对老舍发生了兴趣。如果说鲁迅犀利的文风带着江南绍兴的阴郁与湿气下的纠结，老舍则有着北方干燥天气下的温婉，明朗与幽默。在二人的作品中同样是批评国人吃饭的陋习，鲁迅是直面的痛击，老舍是幽默的反讽。
同班的有几个同学是北京人艺和中戏的子弟，显然个个要子承父业，但当时的教育制度即使考艺术院校也要文化课成绩。这对学艺术的同学是一种折磨，记的一个赵姓的女同学立志考中戏的舞美，因是同桌的关系，常常向我报怨磨人的学科，不明白学美术的人为什么要学数学？中午我们常常跑到鼓楼大街，地安门，后海，她手里往往带着笔纸，抽空画几笔速写，钟鼓楼下的小贩，后海边下棋的老幼，银锭桥上来来往往的众生。我则坐在边上发呆，想像着二三十年代北京城的样子。我们也经常谈老舍，讲鲁迅，说着人艺里的趣事，想着未知的未来，也会为戏剧人物性格，结局命运争论不休，因观点不同彼此气愤，甚至为中西戏剧作品那个更人性几乎反目。年少的轻狂，俯视一切的自信，甚至是狂躁，飞撒在彼时的空间。
上大学最终选择了中文系，这在当时全民改革开放的情况下算是个异类，所有人听到这个选择后的反应是，中文系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去学经济，不得不承认，国人有时是比较功利的。虽然大学是在北京，但学校的轰轰烈烈与眼花撩乱，与胡同后海的安详渐行渐远。大二，我们讲到了讲现代文学，讲到了老舍，讲到了他笔下的老北京，系里组织看了话剧《天下第一楼》，和人艺大腕儿们演的电影《茶馆》，我还特意带着同班的外地同学去了我的母校，去了后海，去锣鼓巷，去寻求老北京生活的痕迹。几年过去，胡同名称依旧在，灰墙依旧在，可是太新了。老北京的味道也只有在人艺的话剧中才能找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