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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是最让我难忘的一年，也是我思想开始走向成熟的一年。这一年我父亲转业了，忠林坊与我父亲同时离开部队的还有吕伯伯和黄伯伯。对于在部队生活战斗了三十多年的他们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是他们一时难以接受的。
其实“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是一条古已有之、万古不变的规律，但是在当时极左思潮还极为盛行的历史背景下，“转业”似乎还有另外一层含意：即“有问题了”或者是“被革命队伍淘汰了”，对这种“言外之意”，我父亲和吕伯伯、黄伯伯他们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文革”十年彻底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部队也不是清净之地，历史的恩怨和矛盾的纠缠，把人分成了相互对立的几个群体，一拨接着一拨的“政治运动”，出演的是“你刚唱罢我登场”和“各领风骚一两年”。从“批林批孔”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打倒 四人帮”，“风水轮流转”、“庄家轮流换”，其实当时在我们周围不管是“坐庄”的还是“下庄”的，都不可能是历史舞台上的什么名角，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跑龙套之间有时也会拼杀得人死牛瘟。毫无疑问“转业”在当时确实是一副排除异已的“好药方”。
我很敬佩父辈们的政治素质和宽广胸襟，即使是在人生的转折路口，他们依然不低沉、不气馁。那时他们或聚首紫金山上，或对饮玄武湖畔，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情，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我们这些晚辈。那段时间父亲经常和我回忆他的过去，他是怎样从一个农村孩子走上革命道路的，部队是怎样培养他、领导是怎样关心他、同志们是怎样帮助他，谈起这些他如数家珍。在谈到即将离开部队时，我感觉到他有千般的不舍和万般的无奈，但他说：不管穿不穿这身军装，他都是一个军人、一个战士。我被他感动了，我为自己的身体里流淌着这样一位“伟大父亲”的血液而自豪。那一年我发现自己开始成熟了。
部队的转业鉴定很快下来了，鉴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父亲因此去了徐州，吕伯伯因此去了连云港，黄伯伯因此去了武进县，这三个地方对他们三个人来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举目无亲。
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用现在话来说，他们三人都是“铮铮铁骨的汉子”，没几年，他们就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荣归故里”、“重返南京”了。我父亲参加了当时南京的地标建筑“金陵饭店”的建设；吕伯伯赴省司法厅担当重任；黄伯伯就任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今天，吕伯伯、黄伯伯早已离休了，我衷心地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二个年头了，每当我听到周冰倩演唱那首《真的好想你》时，眼前恍若又出现了父亲的身影，在黑夜里，我经常一个人为父亲默默祈祷，希望他在天堂能为我点亮一盏指路的蜡烛，总有一天，我会朝着烛光的方向寻他而去的，在天堂，我还想听他讲述他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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