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阿姨的故事 文/俞崇恩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希10:34)

我被流放改造的头四年(1958-1962)，是在闽北一个半原始森林中。这期间主要任务是供应上海建筑部门作脚手架所需的大量竹子（即毛竹）。由于饥饿和艰苦劳动等等原因，劳改农场的二万人死了一万一千多。

刚到劳改农场时，我编在上海劳改局闽北农场坑塘分场运输中队，主要任务是撑小排（即竹筏）、扎大排、扛竹子、在竹上打洞、砍青木等。劳动强度大，特别辛苦。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我们已迁场到了安徽。一次，有几天我高烧不退，医务室的程医生外出，只有一名护士在看病。她怕我会死，就把我送入医院。睡在我“脚碰脚”病床上的那人叫陈杰，他因在抗战期间给日本人当过翻译而进劳改营的。他患胃癌，快要死了。他妻子和他早已离婚，但是他写信要求妻子念在多年夫妻的情份上，最后相见一次。这妇人心肠很软，就来劳改医院天天帮助他、服侍他，不久此人死了。一位干部，即我队事务长(管总务的)，名叫杜强，跑进来，把脸拉得很长，对那妇女说，“陈杰是反革命分子，他死了是没有棺材的。”这妇人就哭了。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有没有棺材无所谓，可是这妇人哭得很伤心。她要求自已出钱买棺材，干部说不行，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反革命分子即使出钱，我们也不卖。于是来了两三个人，用死者生前用过的一块旧被单把尸体一包，就抬出去了，埋在医院后面山坡上挖好的墓穴里，叫他妻子去看一看。这妇人不忍心，没有去看。

这个时候，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叫冯永涛的对我说：“老俞啊，你也快死啦！我给你算过了，还有半年，你就差不多了。”那时一个人死，事先自己心中有数，因为一直吃不饱，更缺乏营养，人就会浮肿，先从脚开始，往上发展，肿到肚脐就死了。

当时，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是被认为最臭的，所以分配我们多做一些臭的工作，以“加速”思想改造。有一个时期派我专门去埋葬死人。那些死人的遗物，一包一包地堆在仓库里，每隔一段时间，这些包裹就要运到上海去，发还给他们的家属。包裹都很小，没有几件好衣服。有一次分配我们班去把仓库里积存的小包裹运上小木船。我心里在想，这些家属没有收到这些包裹也许还好受一点；收到此包裹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活生生的人刚刚发配送去改造，怎么就只剩下这几件衣服回来了呢？当我看到那一次有几百个包裹运出去时，想到要是我的老母、妻女收到我的包裹，会怎么样呢！未免心中感到悲哀。

因此，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主啊！若是我死在这个地方，没有家庭，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一个人死在这里，也算是死得其所，因为我是为着主的名而来到这里改造的。可是我死了之后，我的两个女儿太可怜了！我去改造的时候，她们一个两岁不到，一个才五个月大，她们一辈子将是‘反革命分子子女’。而且我的妻子，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妇女，殷殷勤勤地许多年在医院里工作，为我的缘故成了一辈子的‘反革命分子家属’，再也没有翻身、真正做人的日子，一直要被人轻看到底了。”我就这样祷告主，我说：“主啊！求你记念我，求你不要让我死在这个地方。”

在我祷告主以后不久，很奇妙的事发生了。神真是听祷告的。神好像特别垂听我们这些在苦难中的人的祷告。在我祷告之后不到一个礼拜，突然收到一个从邮局寄来的很大的包裹。这个包裹已经被拆开过，当然是经过检查的。里面竟然是营养食品，如奶粉、鱼肝油等。原来，食品或营养品是不准寄到劳改农场来的，一经发现，全被没收。可是很奇妙，就在我收到包裹的时候，由于劳改营死的人太多，上级认为总不是好事；因为既然是劳动“改造”，目的是要把人的思想改造好，不是要把人改造死。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耶13:23）人不是靠劳动能够改造好的，唯有神能改变人，拯救堕落的罪人。

既然有食物已经寄到了，就发给他们算了。正巧在这个当口，我收到了这个包裹。我察看包裹皮上的字，认不出是谁的笔迹。过了好久之后，才知道是一位董银珠姊妹，一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圣徒（后来我称她“董阿姨”）。这位姊妹冒着很大的危险寄食物给我，是同情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表现，这在当时是有罪的，她却为了顺从圣灵的感动，遵行主“爱弟兄”的命令，不惜牺牲自己，坚决伸手挽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弟兄。而且，她不但寄食物给我，也寄给少数别的弟兄，因为有一次我发现包裹皮反面是另一位在劳改农场的弟兄的名字(叫王世光)。我并不知道她究竟为多少人寄过食物，因为她从来没有说过。经过许多年，又偶然听说陈沭恩弟兄也收到过她寄的包裹。

我收到这包裹时，当然喜出望外，可是，我马上觉得很难处理，如果分一些给比较接近的人吃，只要有人去报告干部，就会被扣帽子，说你“用小恩小惠拉拢人，组织反动集团”。自己一个人一顿吃不完，又没有安全可靠的地方可以存放；若存放不妥，则随时可能被偷吃光。所以收到包裹也是一件麻烦的事。但稀奇得很，不可思议的事竟然又发生在我身上，神真是奇妙的神。居然有一个叫周瑞宝的干部对我说：“俞某，你的包裹摆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一个礼拜来拿一次。”读者，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已经想到了，这个包裹若摆在外面，会有人偷吃，是不太平的。一下子又吃不完，若放在他办公室里，一个礼拜去拿一次，细水长流，会对健康有帮助；而且摆在他办公室里，没有人敢去偷。感谢主，“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这位周队长竟暗暗地帮助了我。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一个月我最起码收到董阿姨一个包裹。实在感谢赞美神，因着肢体们的爱心摆上，在这头四年中大部份人都死了，可是我没有死。

这个寄包裹来的董姊妹，以前曾要到我们那个教会擘饼(又叫“吃主的晚餐”或“领圣餐”)，那时，我们教会的四位长老中有三位都不同意她参加。但借着寄包裹的事神开了我眼睛，使我看见：同在一个赐恩宝座前得怜悯、蒙恩惠，谁也不该把别人推开。主让我看见什么是圣徒的合一：没有一个肢体是我们可以藐视的，无论他(她)在什么地方。

我承认，过去我们这个背景的教会是非常骄傲的，恐怕在中国所有的教会范围内，可以说是最骄傲的了。主要原因是有一位引导我们的同工，真正是个聪明绝顶、过目不忘、熟读圣经、博览属灵名著、口才知识都全备的弟兄。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他首先把普世教会从马丁·路德以来重大的真理介绍进来；他圣经知识特别丰富，可以说是真正的神学教授。可惜我们大家在基督里的爱心、行为都跟不上(责任在我们自己——不肯靠恩典出代价)，因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8:1)。这里有一个极重要的教训：圣经真理的知识固然十分重要，“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彼后1:5)，“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何4:6)。但没有爱心，光有头脑里的圣经知识，就会叫人自高自大。两者必须结合起来，如经上所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腓1:9-10)

所以，在那个试炼中，由于(我们)骄傲、高举人，除了少数特别蒙保守的圣徒之外，我们也失败得最惨痛。“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而，感谢赞美主，在那个苦难中，神教导我们许多宝贵的功课，其一就是：所有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宝贵的。有一天，“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来2:10)所以，当我经过了多年改造，从农场出来以后，就再也不敢分门别类(参林前3:1;多3:10)、另眼看待人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来同心事奉主。

我劳改了21年余，主的时间到了，祂就伸出奇妙大能的手，把我从劳改营领出来。这实在是个神迹。1979年我被释放出来后，有一位美籍华人弟兄来看望我。他是我青年时代（1949年以前）认识的弟兄，再相见时我们都已年过半百了。他说：“1956年，你们国内弟兄姊妹为主被监禁及劳改，我们海外的弟兄姊妹知道了，不少人想表示一点主内的爱心关怀，分担一点在逼迫苦难中的圣徒及其家庭的重担；可是我们实在无法把爱的款项送进大陆去。后来就把它汇到香港，集中在那里，因为香港靠近大陆，指望有机会可以把钱带进去，分送给急需的肢体。可是整个大陆竟没有一个人敢接受。感谢主，过了一些时候，有一位董银珠姊妹愿意接受，不怕赴汤蹈火。”哦！实在感谢主，在祂手里还有这么一个合用的器皿——她“甘心牺牲自己”（诗110:3）。

弟兄姊妹，你若对大陆社会稍有认识，就知道那时候谁接受这笔款子，立即就有了“间谍”或“特务”的嫌疑，向来“大胆怀疑”的公安部门必要查问：“这钱从哪里来？”“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用途？”等等，后果不堪设想。

在上海我所在的大教会名册上，原有约四千人，却没有一个敢接受这笔爱心奉献（局势太险恶，并不责怪谁)。而那位勇敢的董姊妹在接受这笔分别为圣的主款之后，每天花工夫、买食物、寄包裹。感谢主！她倒真的没有宗派观念，将包裹寄给她所知道的、为主在劳改或坐监的弟兄姊妹。当时邮局不准寄食物，因那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政府说，食物从农村运来，不允许又寄往农村，徒然往返运输，尤其禁止寄往劳改单位。寄包裹必须先经过邮局检查，因此寄出食物很不容易。这位董姊妹每次去邮局必须带两个包裹，一个预备检查的，另一个逃避检查的。两个包裹必须一样颜色、一样形状、一样份量，后者放在手提袋内，先把一个未装食品的包裹给邮局检查，待检查完后，在缝包皮布时，因为人多，就趁机调包，把食物寄出来。她不厌其烦地一包一包地分别寄出，每个月要冒险多次，且要跑不同的邮局，免得被认出起疑。你看她多么地辛苦！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她终于被发现了，由于她“同情反革命分子”，就被抓了起来，判刑七年。

当她判刑坐监的时候，似乎主知道她的任务已完成，因那时我们已迁场到安徽。约两年后，随着水稻产量逐渐恢复，劳改营的生活开始改善，基本可以吃饱了。而就在那个时候，那位董姊妹被关进监牢去了。

是神用奇妙的神迹把我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的，否则我不会被释放，因我根本没有“改造好”，我决不放弃信仰，不接受马列主义无神论。等我从劳改营释放出来后，当然我应当去探望这位为我们坐监的董老姊妹，尽力帮助她。可是每个囚犯每月只有一次机会，接见最近的亲人，每次有规定的时间。我获悉每月可以去探监的，是她的一个姐姐，所以就把她需要的东西包好后，托她姐姐探监时带进去。隔一个月后，当我再去她姐姐家时，她姐姐说，她已经释放出来了，被接待在一位姊妹家里，我心里非常喜乐，感谢、赞美主！就立刻迳直到那位姊妹家里去看望董姊妹。

当我见到她时，心甚激动，我头一个问题问她：“董阿姨，当您为着我们的缘故被判刑七年，那时您怎么想呢？是不是很后悔、懊恼？”不料她说，“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对主说，随便关我几年，关到死我也心甘情愿。”哦！一颗向主绝对忠贞的心何其珍贵！今天这样甘愿为了爱主、爱弟兄而牺牲自己一切的人，何其稀少啊！求主怜悯我们。本来她是判刑七年，结果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关了十一年多！她说，别的囚犯期满后，全都吵着要出监(注：当时囚犯刑期届满，不一定被释放；不少囚犯被押送劳改营，继续改造)。她说，我不吵，我还是照旧在监里过囚犯生活。我们知道，监狱生活和劳改农场生活不一样，非常单调，那时期一年365天，牢里的妇女一年到头做一些枯燥、乏味的工作，例如糊火柴盒子或“拆线头”（将不要的针织品拆散成线，供修汽车、修机器的工人擦手用）。此外，就是天天政治学习、开会，几乎完全没有个人自由活动可言。

这位董姊妹被关进监牢后，她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她真正经历了主是她一切的一切。原来的住房被占了，衣服、家具都不知去向。保罗说，“我是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董姊妹是童身，她为着主的缘故被判刑以后，除了随身的东西以外，什么也没有了。感谢主！在她出监的那天，有一位姊妹乐意接待这一位大家所不敢碰的人。因“反革命分子”好像是长了大麻疯一样，是碰不得的，否则很可能被看作“同情反革命分子”；可是竟然有一位姊妹乐意接待她。当时上海居住条件极差，她家里地方也很窄小，还有丈夫、儿女、媳妇，可是她为着接待这位为主失去一切的董姊妹，挤出一个小小的铺位。就这样，她接待了这位年老体弱的董姊妹整整十年之久！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曾接待过弟兄姊妹吗？你曾接待他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么？尤其是接待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年人，她吃的，你要为她预备；她穿的，你需要帮她洗、帮她补、帮她买；她病了，你要带她去医院看病，要预备各种需要，真是一言难尽。圣经对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翻译得更准确一点——“爱是长久受苦”。这位董姊妹为着我们这些人舍去自己，长久受苦；又有一位姊妹为着接待她，十年之久，长久受苦。从世俗眼光看来，这些人都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可是这一种人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他们的生活和事奉要存到永远。

她们的见证使我联想到今天教会的光景：有不少主的仆人名声不小，礼拜堂不小，聚会的人不少，口才知识都不缺，可是却有多少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们做小动作，骄傲自大或独断专行；用许多人的手段、办法，对付不同意见的弟兄姊妹；又用世界的样式来“发展”教会，血气肉体，以自我为中心等等，不愿在主面前认真对付。当他们面对这样清心跟随主的姊妹时，有何感想？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时，曾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如果有一天，我们到基督台前，主问我们：“你爱过我吗？”“你在何事上爱我呢？”我们有没有为主流过泪？受过苦？如果没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恐怕是很贫穷的。主对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买眼药”。让我们存谦卑、敬畏的心问自己：我有没有“买”过呢？我曾否出过代价呢？

哦！许多人生活在这个自由世界里太舒服了，不愿背十字架跟随主，不愿受苦——会不会就像那个财主一样，“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等到有一天离开世界，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路16:25)凡立志敬虔度日的人，是每天都有十字架的(提后3:12；路加福音9:23)，虽不一定是那么沉重，但每天都有机会让我们舍去自己，牺牲自己，甚至在一言一行中。无论在美国、大陆、台湾，都有。祂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祂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哀3:23)。慈爱、智慧的神正藉着十架纯洁我们，造就我们，为要把我们模成祂儿子的形象(罗8:29)。

俞崇恩 中国大陆传道人，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