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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也搞过“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也就是一个好学生帮助一个差学生，达到共同进步。我这里所说的差学生不是学习差，而是以当年标准衡量的思想后进，我就是这样一个后进学生。“一帮一，一对红”活动采取的形式是同桌互帮，也就是老师安排一个好学生与一个差学生同桌，让差学生面对好学生看有标准、学有榜样。那是四年级的事了，当时全班百分之八十的同学都是红小兵了，而我还是一个革命群众。申请书也不知道写了多少份，可每当“五一”、“十一”这些发展红小兵的重要时刻，我都榜上无名。于是我学会了自己安慰自己：后进也是进，何必一定要当红小兵。
就是那年，班上要转来一位新同学，听说是个好学生，按照万老师的意思，要让这位新同学与我同桌，结成对子，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我很期待，但愿这位新同学能成为幸运之神，成为我参加红小兵的引路人。新同学来的那一天，我用衣袖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万老师向全班介绍说新同学叫王明辉，我很纳闷，感觉怎么有点像男生的名字。王明辉和我同桌，她文静、内向的性格与我海地胡天，神吹乱侃的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平时我说什么，她总是点头同意，当时我就想，这“一帮一”到底应该谁帮谁啊。其实明辉同学就是用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方法影响我，有点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味道。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借书。当时候听说明辉同学的家长在报社工作，家里的书很多，有一天我向她提出想借本书来看看。第二天明辉同学就带了一本叫《怎样速记》的书给我。速记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书中的速记文字像蛇一样拐七拐八的，很有意思。后来知道一条造型独特的“蛇”代表一段意思，比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种POSE的“蛇”，“无产阶级”又是另一种POSE的“蛇”。人们都说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扇知识之窗，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明辉同学借给我看的这本书，让我知道了知识的海洋原来好大好宽。还有一件事就是写字。作为后进生，我感觉自己身上没有亮点，全是缺点。于是我就想着如何去创造一些亮点。当时我认为把字练好也许是条捷径。于是就利用暑假时间在家猛抄小人书，后来开学，明辉同学第一个发现了我字的进步，很夸了我一番，还让我帮她在新包的课本和作业本上写名字，我好不激动，我终于也有一个亮点了。后来就像毛老人家说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以一个亮点为起点，在明辉同学的鼓励下，由一而十，由十而百，终于打动了万老师的心，批准我参加红小兵。那是一九七四年，红小兵已经不在胸前戴牌牌了，而是系红领巾了，从此没戴过红小兵的牌牌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上中学时，我在十中很意外地遇到了明辉同学，又惊又喜，她也在十中，只是不与我同班。当时男女界限分明，男女生不能说话，这种惊喜只能放在心里，不能表达，感觉就像电视剧“潜伏”中潜伏的共产党员于泽成随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在机场遇到自己的同志而不能表白一样。
又过了三十年，我们在十中同学的聚会上相见了，我终于有机会对她说：谢谢明辉同学，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