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宁去成都 看收租院说地主刘文彩故事！
时候我认识两个地主，一个是收租院的刘文彩，一个是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认识刘文彩是因为当年长江路上人民大会堂旁边有一个泥塑收租院，老师经常带我们去受教育。认识周扒皮是因为经常看一部动画片叫“半夜鸡叫”。小时候只知道地主是坏人，但地主怎么才成为地主的，似乎并没有多想。有时脑子里也不妨会闪现一些不应有的念头，比如周扒皮为了让长工半夜起来干活，他要比长工起得更早去捅鸡窝，就觉得地主其实也挺辛苦的。还有那鸡窝里的鸡，周扒皮用棍子捅两下，或模仿两声鸡叫它就能跟着叫吗？为了求证我还真半夜去捅过鸡窝，我发现鸡受惊吓时的叫和报晓打鸣时的叫根本不一样。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敢怀疑过“半夜鸡叫”的真实性，我只觉得可能是旧社会的鸡和新社会的鸡不一样罢了。
以前去过成都，只想着去看杜甫、诸葛亮，这次去成都就想去看看刘文彩。刘文彩的家在大邑县安仁镇，距成都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一到安仁镇我就感到有一股浓浓的地主情结。大街小巷商家店铺作的全是地主的文章，什么地主糖、地主宴，连豆腐乳都是地主秘制腐乳。到处呈现的都是地主经济。
其实刘文彩的祖上并没有多少钱，刘文彩的父亲是一个只有三十亩田的小地主，平时除了要干点农活以外，自己还开了一个小酒坊，酒坊只做烧酒（不象今天部长制作的吕氏春秋酒是成系列的）。刘文彩兄弟六人，父亲一心想将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送六个儿子去读书，从而可以学而优则仕，将来弄个官当当，就象今天的家长存钱让孩子上大学，期望出来能考个公务员一样。但遗憾的是其余孩子都能如父所愿，学成为官，或政或军。只有老五刘文彩不肯念书，他说不读三字经，照样做生意。刘文彩就是这样弃文从商跟着父亲做起了酒的生意。他起早贪黑，赶骡子牵马，运酒到二三十公里外的集市上去卖，从而掘得了第一桶金。大邑县的史料记载刘文彩的第一桶金是干出来的，没有原罪，不是骗来的。
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刘文彩也是这样，有钱后不但娶了五个老婆，抽上了大烟，还去买官，当上了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叙南清乡司令，用现在的话说成了“红顶商人”。
有钱有势、官商勾结、欺行霸市，用今天的话来讲刘文彩实际上就是黑社会老大。就像前一阶段被毙掉的重庆黑老大一样。刘文彩之所有出名，是因为他搞了一个收租院，农民租地交租，这原本是一个经济合同关系，出现纠纷可诉诸法院判决，实在不行还可交由法院的执行庭去执行，可刘文彩目无法纪，无法无天，将收租院搞成了私设的公堂，想办谁就办谁，搞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还残忍地杀害过共产党人，真是罪大恶极。不过刘文彩这小子运气好，他在四川解放的前两天就病死了，否则也一定会像今天的重庆黑老大一样被镇压的。
历史为什么总是这么巧合，解放前有地主，解放后也有地主（只不过换了个名称叫企业家、投资人或专业户）；解放前的地主娶五个老婆，解放后的地主可以包十个二奶，解放前有“红顶商人”，解放后也有“红顶商人”；解放前有黑社会，解放后也有黑社会。难怪当年明月说：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现在我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发现，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所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能改的叫缺点，不能改的叫弱点。
从收租院出来，我看到一张统计表，民国27年（1938年）大邑农村各阶层百分率：地主占11.33%，自耕农占18.25%，半自耕农占29.42%，佃农占29.08%，雇农占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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