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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韩钢》（2）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爹在泰安找到“民先”，孟英（曾任驻蒙古大使）介绍他去延安。他走前把自行车托付给房东太太，想抗战胜利后再骑。我爹说：他走后不久，靳怀刚到兖州找他，未果，但借走此车。靳怀刚说，他们从邹县出发去延安时有三辆自行车，我猜有一辆就是那二手三枪自行车。
1990年前后，靳怀刚夫妇来我家做客时，我想问那自行车的下落，老爷子不允许。根据靳怀刚的回忆录，他们三人两辆自行车到徐州，然后坐运难民的货车到郑州。估计自行车丢弃在徐州了。
我爹路过山西临汾时，组织安排他到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工作，在此秘密入党。后来，他西渡黄河去延安，成为抗大四期学员。靳怀刚也是这期的。
1938年8月延安赴山东干部大队出发，队长胡奇才（55年中将），副队长靳怀刚，队员主要是抗大四期生。我爹是这160多人中的一个。张经武、黎玉、江华等首长和他们一起赴鲁。
干部大队走到西安后乘火车到渑池。马匹不能随车，需人骑行去。大队里许多同志（包括有些老红军）还不曾坐过火车，我爹是铁路工人，不稀罕火车，主动报名骑马。不料这骑马并非看起来那么快活，策马扬鞭不到一天，屁股就磨烂了。没办法，龇牙咧嘴坚持骑走了600多里。
这一路艰难危险，走了三多月，1938年11月底到了岸堤（在临沂之沂南）。
我爹被派到鲁中老二团当指导员。连长原是国军，部队被鬼子打散后参加了八路。有一个排长叫李玉田，此人离休前是南京铁路分局的人武部长。他在我家说过，抗战前他曾经在如今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国民政府站过岗，看来那时他不是国军就是警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到山东，加入八路军的。
那时的团队由几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带领，政治处主任就是在泰安介绍他去延安的孟英。一些前国军官兵是军事骨干，我爹他们是政治骨干。战士们基本上来自农村，大都是文盲。他们就这样对阵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以及大股的汉奸部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不久，我爹升教导员，有马骑。来山东时骑马磨破屁股值了，而且不用现学骑马。很快，抗战进入艰难时期，部队缩编，他又成了指导员。我问：“那指导员又如何？”答：“政治战士。”
当形势好转，部队发展时，他又是教导员了，老二团三营教导员。他说，一营长曾经是武中奇（1939年初），刘振华（88年上将）是二营教导员（根据刘的回忆录）。
从1938年底到1940年12月，两年里战事频繁。我爹负伤三次（每次负伤不止一处），贯通伤有二、三处。最危险一处在头上，“幸亏是三八枪”，他说得轻松，我们则“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否则，“没有你哪有我”。
1940年底的磨石峪战斗中，作为教导员，他率领部队阻击日寇。这一仗里，鬼子用上了飞机大炮。他右腿重伤；弹片削去大半个脚后跟。上级授予他战斗模范称号。
从此后他用上了拐棍，直到十多年后经过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妙手回春。
他在山东纵队野战医院养伤期间，被任命为此院政委。从1940年底到1943年末，日军对鲁中地区进行了多次“大扫荡”，环境极其残酷，斗争非常激烈。
在一次鬼子扫荡时，我爹带警卫员和马夫隐蔽在山洞里。鬼子清剿不退，他们断粮数天。马夫请求下山搞粮食。我爹同意后，马夫携两个手榴弹出洞。马夫临走前，我爹交代：“日落时你若还没回来，我们就转移了。”
实际上，他们很快就转移到另一山洞，在那可以看到原先的山洞。马夫没回来，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我爹和警卫员转移了。以后再也没找到这马夫。他是牺牲了还是被俘了？或者跑了？不知道。但马夫一定没有叛变。
另一次，鬼子怀疑洞里有人，但不敢进洞搜查，于是往里面放毒。不料毒气向洞外冒，鬼子无可奈何地走了。
王凤麟副团长负伤后上了马鞍山（在淄河上游），叫我爹也去，他没去。后来数千鬼子汉奸围攻此山，我方伤员和干部家属共31人坚守两天，除四人跳崖侥幸得生，一人叛变后仍被杀，其他人皆战死或跳崖牺牲。
我爹是和王副团长一起从延安来到鲁中的，我爹任三营教导员初，王凤麟是三营长。他对王副团长那支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印象非常深刻。王凤麟原是东北抗联的连长，去过苏联，精通爆破。他到鲁中后就组织部队开展爆破运动，鬼子汉奸再也不能在炮楼里有恃无恐了。
根据解放军第88医院“纪念文集”的记载，韩钢从1940年底到1946年6月是这个医院的政委。实际上我爹在此期间到地方工作近两年。1944年他重回医院当政委。
（未完待续）
